The Book of Tea
By Kakuzo Okakura,190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y Ruth Benedict,
1946
对我而言，日本既熟悉又陌生。中国人能不熟悉日本吗？无所不在的日本电器，塞满大街小巷的日本轿车，数不清的日本玩具、游戏和动画片；不可能忘记的中国受日本欺负的近代、现代史；网上从未停息过的亲日、反日和仇日的辩论。。。。但这种铺天盖地背景之下，个人的感性经历，却只有一些零星片段。八十年代有过一次“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我也在天安门广场上跟着人群载歌载舞。大学时对语言好奇，有一、两年囫囵吞枣地自学了一通日语，借了一些日本书囫囵吞枣地读。印象最深的是一套儿童文学，崭新的，打开书掉出来很多精美的卡片。其中一个故事是一个小女孩讲的，后来知道，她在美国的话，就算tomboy了。小女孩比较野，只跟着自己的兄弟们和一帮男孩子一起玩耍，但不幸“输”在尿哗哗射程比赛上；她聪明伶俐，痛惜自己错过了发明乘法表的时机。翻译的文字中，读过《源氏物语》，意外发现日本人性开放得很，完全没有中国人那些清规戒律。然后，就对日本失去兴趣了，后来流行的日本小说似乎都没有读过，读过的话，也没有留下特别的记忆。到美后，一直有日本同事，回想起来，无一可称朋友，关系最近的仍然是第一个。Hiroshi善谈且幽默，总是跟大家说，他不是典型的日本人，他喜欢美国，喜欢看美国人打棒球：每个人拿棒子的姿势都不一样；而日本人小时候上的第一课，就是棒子的正确举法。过二十五岁生日时，他又说，如果在日本的话，你就是圣诞节蛋糕啦！《菊与刀》的序言中提及日本人“既礼貌又固执”，这句话对我颇有些醍醐灌顶的效果。跟我工作多年的Norio就可以这么形容，常让我困惑不已。原来，我以为的个性却是共性。但这么一来，疑问更大了，这样的文化特性，是如何形成的？ 多年读论文的结果，我对日本科学家发表的东西慢慢形成一个偏见：里面的图表总是精美漂亮极了，结论却常常牵强附会。。。近年来他们出了几个惊天动地的丑闻，都是数据作假，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严谨认真求实；而那篇干细胞论文的作者笹井芳树因此自杀，似乎又是日本人的传统行为。问及Norio，他只是痛心疾首，说年轻人变了，传统丢了。。。。
总之，在读书群里一眼瞥见《菊与刀》时，好像发现了一直解不出的难题的答案，迫不及待地，就想翻到最后一页。
但不只一个书友对此书有保留意见。蚂蚁认为这是西人写的关于东方人的书，不可盲信；院长说鲁思·本尼迪克特连日本都没有去过，根本不懂日本文化。于是，我又“绕道”先读了识似推荐的经典之作《茶之书》，以为对照。事实上，两本书都读了两遍：《茶之书》，《菊与刀》；《茶之书》，《菊与刀》。下面是零星的笔记和感想。
一、《茶之书》：日本人的基本哲学和审美观
这本书的开头，或者说写书的宗旨，没什么意思，很老生常谈地抱怨西方看不懂东方、看不起东方，愤懑怨艾溢于言表。幸好作者很快转到茶上。茶是作者眼里唯一被西方积极接受的东西，又是正宗的东方之物；茶道更是日本文化的精髓。用他的话说，东西方在茶杯中相遇。那，他就聊聊茶罢！
茶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的历史。冈仓介绍了历代烹茶方式的演变，唐代陆羽的《茶经》对采茶、制茶、品茶及日本茶道的深远影响。字里行间中还引用了好些唐宋诗人的咏茶诗，比如唐朝卢仝这首《七碗茶歌》的几句：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日本茶道的哲学思想也来自中国：道与禅。按作者的意思，传到日本的禅学其实是印度禅传入中国后，继承了道教的精华后的产物。他说，茶道的精神就是道教的“见微知著”，从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中获得哲理，而禅学则使这样的哲理变成了一种实践。这种哲理本身的演变和实践跟茶道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
茶道就是专建一室，请亲朋好友一起喝茶。但为了体现并体验上述的哲学思想，日本人在茶室的设计和茶道的仪式上可谓禅精竭虑。茶室的设计，提倡发挥想象力，追求空灵和结构的不对称，以达到“个性”、“简单”和“自然”的效果，而喝茶的人也如同去朝圣一般，着装朴素低调、举止谦卑虔诚，以求得远离尘嚣、返朴归真的感受。但茶道对形式的追求，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看似简陋的茶室其实比住宅花销还大，如同艺术品一般的精美。喝茶的过程也如同真人秀一般地有规有矩。整体上看，茶道与其说是近乎宗教的行为，毋宁说是一种艺术，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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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冈仓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谈的就是审美。他的美学观既传统又现代，未必代表日本人的普遍看法，但颇有可取之处。比如他说，艺术欣赏所需的心灵沟通必须基于彼此迁就：观赏者要培养虚心接纳的态度，而艺术家必须懂得如何传递信息。
插花一章里，作者大力赞赏自然生长的花之美，说都应该像陶渊明那样的中国诗人，走进自然中去赏花；他痛斥人们，尤其是西方人摘花插花之糟蹋。但笔锋一转，他又搬出道家的生死都是一回事的理论，介绍茶室主人为了追求生命的纯洁和简单，如何发明了优美高雅的插花艺术。值得一提的是，据他说，花败之后，主人会水葬或土葬之。
作者冈仓天心（1863－1913年）是日本明治时期很有影响力的美术家和思想家。他七岁开始学英文，功力相当高。 这本书就是用英文写的。他的文字典雅流畅，除了不时流露出的“你们西方这不好，那不好”，《茶之书》总的说来是一篇精彩耐读的美学佳作。冈仓做过波斯顿艺术馆东方部的部长，东、西学问俱佳。文中频频引经论典，但都恰到好处，让人莞尔。茶道应该请几个人呢？他对以英谚语“多于美惠三女神，少于九缪斯”。翻译的真实性？宋朝的高僧说了“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宋高僧传·译经篇·卷三》（注）
最后一章介绍了茶室主人必备的修养素质。茶道毕竟是一种活动，有人参与后才完美，而茶室主人决定了它的格调、内涵和过程。茶道始祖利休被赐剖腹自杀后，就为自己精心安排了“最后的茶宴”：
人生七十，力图命拙，吾这宝剑，祖佛共杀，提我得具足一大刀，今日此时才拋給上苍。
美到极致的“菊”，最后以“刀”收尾，该读下一本了。
二、《菊与刀》：隔岸观日出
本尼迪克特是号称美国人类学之父、哥伦比亚大学的弗朗茨·博阿斯教授的高徒。她开创了“文化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的研究领域，成为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之一。本尼迪克特的基本出发点，是把每种文化视为一个“大写的人”，有多少恒定一致的思维和行为。每种文化的“个性”，是从人类潜在的能力中捡出几样来；这几个特点遂成为生活在那个文化习俗中的人的主要性格特点。而这些性格特点催生那种文化自成一体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把握住一个民族的“文化类型”，就能看出他们行为的一致性和可预知性。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把她的这种理论应用于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成果。研究的目的，是协助美国政府增加对日本人行为的理解和判断，从而制定出更有效的对付日本的政策。时值二战快要结束之际，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报告对美国如何占领日本以及战后如何管理日本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战后，她把报告整理发表。有人说，《菊与刀》一出，随后的日本研究，好像都是在为此书写注脚而已。
书名以“菊”和“刀”象征日本人常常令世人困惑的矛盾性格，本尼迪克特总结为“既好斗又温驯，既尚武又爱美，既固执又礼貌，既死板又应变，既服从又不情愿，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懦怯，既保守又喜新”。但她相信，这种矛盾/反差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她的分析研究应该能够对此提出合理的解释，并能够预测特定环境下日本人会采取的行动。
粗粗读一遍的话，《菊与刀》似乎并没有离奇之处；对中国人来说，更是稀少平常，因为日本的大多数伦理道德概念显然是从古代中国照搬去的，再熟悉不过了。比如描述日本的等级社会，英文用“taking
one's proper station”，但“各得其所”、“安份守己”这些成语呼之即来。“debtor to the ages and the world”？“人这辈子就是还债来的！”其它如皇恩浩荡、恩重如山、慈母三春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等，基本就可以用来理解日本的忠孝概念了。欠的人情必须还，不能丢面子这些说法，也大致可以跟日本人的“义理”挂上钩。
但细细琢磨，这是都不是日本文化最本质的东西，而是历史的偶然，只因为中国是曾经的先进文化。美国军舰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对西方文化许多东西大甩卖似的引进模仿，说明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善于模仿别人，以为己用。但这种模仿不是盲目死搬，而是在已有的日本文化框架下的“洋为己用”。类似中国人自己曾经提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
反复阅读的体会，本尼迪克特发现或总结的最根本的日本文化传统有如下几点：
天皇。 她说，日本人对天皇的膜拜，与太平洋那些岛国的风俗习惯最接近：天皇绝对世袭，几乎不食人间烟火，似有若无，却至高无上。有了这个最基本、应该也是最原始的构架，这个等级社会的具体形式就成了退而为其次的，可以随时代和需要而变化的东西了。所以，情形所迫之下，日本能够成功地进行“明治维新”，信奉数百年的武士封建制度，说扔就扔了。换言之，如果能够制约甚至指挥日本的这个“头脑”，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控制整个国家。这是本尼迪克特最为骄傲的见识：二战日本投降的过程和战后重建的具体方式，都清清楚楚地显示了她的这个影响。
形式大于内容。这么一个似有若无的天皇却有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为形式大于内容是日本人的另一大特点。作者反复提到，在西方人的眼里，日本人没有绝对道德，没有人性善恶挣扎的概念。在他们眼里，人如一把生锈的刀，擦擦又亮了。取而代之的道德观是对社会结构，即地位阶层和家庭关系的认同：国民对天皇的臣服，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家庭对父亲的遵从，女人对男人的听从。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一个最循规蹈矩的人就是最有道德的人。经常被人提及的“耻感文化”，指的是道德判断是依据社会的批评，文化的共识，而非发自个人内心的良心反省（罪感文化）。
说日本人没有绝对道德观，还不算负面批评，而是一种有共识的观察，因为日本人自己以此为傲呢。他们甚至认为中国人有那么多道德说教，恰恰证明其人种的低劣。
锱铢必较。这种对形式的服从，又被日本人的又一特点锁定而稳固无比，那就是他们极其追求繁文缛节，追求精细和准确。读关于日本人的描述的时候，“锱铢必较”这个词常常跳出来。这不仅仅限于他们睚疵必报的复仇行为，而是感觉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力都非常的琐碎。无论是对社会各阶层的行为举止的规范，还是张三欠李四的人情债，似乎都要具体到小数点后数位才放心。书里举的一个例子，是著名小说《少爷》的主人公因欠朋友一杯冰水（几分钱的事）而纠结不已的事。又比如，商人阶层的女儿可以买的玩具娃娃，都有具体规定。往好的讲，这应该也是他们的艺术和产品总是那么极致精美的原因。
此诚非彼诚。前面说过，日本人没有绝对道德的概念。书里最有意思的段落，是关于日本人对“诚”的推崇，把它排在道德的第一位。“诚”顺理成章地被译作“sincerity”，但本尼迪克特指出这两个词的涵义完全不能互换。因为日本人的所谓“诚”，无关个人的诚心诚意或良心，而是指对日本式的基于人际关系的道德构架的认同。这样一来，日本的敌人比如美国始终没有诚意，始终应该被谴责。这说明（至少传统的）日本人缺乏反向反思的能力：对自己那一套坚信不疑，越信越弄得完整细致，越完整细致越信。反省反思，需要人跳出自我，观察自己，质疑自己 – 而这恰恰是日本人所不屑的。他们专心苦练的最高境界是心想事成，心念如一，意念与行动同时发生
-- 其实就是不思考。
太多的世界。 缺乏绝对道德的制高点，相应于社会结构和人情关系的制定的道德规范必然松散，自成系统，于是日本人眼里的世界变成了“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和“人情的世界”。换句话说，他们的道德准则随具体情形而定，看当时住在哪个世界里。这些不同的“世界”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是日本传说，戏剧的高潮：如果不能两全，以死相抵是被赞许的解决办法。
日本人的“人情的世界”不是发自内心的感情牵挂、良心挣扎，而是指肉欲和其它感官享受。日本人在这个“世界”里时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肆意放纵发泄，无以为耻。但这种文化的客观效果是一种人格分裂：在另一个“世界”绝对不可以做的事，在这个“世界”里又可以随便做。
这些所谓的世界，英文表达用的是“ring”，让我联想到他们没有魔戒，没有“one ring to
rule them all”。作者说日本人是particularistic。
大概因为专业训练，本尼迪克特的视角与普通人熟悉的文化观察非常不一样。书里很多结论所基于的实例，往往是日本人自己习以为常或不以为意的词汇表达、举止细节。她注重的似乎是一个“社会人”形成的基本要素，构建一个大厦的架子和砖瓦。读懂了这本书，应该可以举一反三，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中国文化、美国文化、巴西文化。。。作者的语言很有特色，权威自信，温和平稳而又不容置疑。《菊与刀》受到的最大批评是作者没有去过日本，这种远距离研究难免浮于表面，而且过于概括，过于粗线条。但我想，如果目的是观察森林的话，住进去了，未必看得更清。
三、再随便发挥几句
日本人的残暴。日本人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超乎寻常的残暴野蛮，使世人困惑不已。结合从《菊与刀》里学到的一些新东西，我以为下面几个因素齐备的话，似乎就可以解释这类暴力行为；如果每个因素都到极端，结果就是极端的暴行了：人类最残暴的事件总是集体行为，施暴者相互模仿，逐渐升级；总是年轻人完成的；当他们对受害者有绝对权力，可以无法无天、无虑约束惩罚时；人格分裂，情感与行为分离；没有绝对道德自我约束；成长的文化习俗过于压抑，缺乏自我。
文化如人体。 稳定细密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造成日本民族总体远远大于个体的特点。每个人更像这个“大写的人”的一个个细胞，功能可以不同，但协力完成既定的支持总体的功能；从“头”到“脚”都没有太多的自由，但整体行为思维一致，效率极高。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投降，所有的日本人可以马上转而投入和平友好的状态中。因为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这个民族只需要最高头脑的一个决定，而无需参与的个人五花八门的道德思考和辩论。
《茶之书》里津津乐道了这样一个故事：利休监督儿子清扫花园小径。每扫完一遍，他都说“还不够干净”。三遍以后，儿子急了，因为地上石阶上早就一尘不染。利休走进花园，摇摇树，让色彩缤纷的叶子纷纷落下，于是，花园变得既干净又“自然”。数百年之后，菊书里提到，日本人扫完松树下，总会仔仔细细地再摆上从森林里拾来的新鲜松针。
这就是日本人的故事。琐碎如扫地，也变成了一种艺术，有规可循的艺术。他们爱学习好模仿。好的也模仿，坏的也模仿，然后把事情做到极端。
注：原文中误为明人：http://book.douban.com/review/1175722/
